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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岁月

来源: 山东省扶贫办 2016-07-28 10:45

 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,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1927年4月28日,他惨遭反动军阀杀害,时年38岁。

   落入虎口毫无惧色

  1927年4月,奉系军阀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之手,在帝国主义默许下,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、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,并进行大逮捕。

  这天正是清明节,天气很暖和,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,李大钊在里间屋子伏案写作,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。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声和纷乱的喊声。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,带着星华走出院子,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。他一句话也没说,神情非常冷静。不多久,宪兵、警察、便衣蜂拥而入,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,逮捕了他。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及共产党员谭祖尧、范鸿劼、杨景山也同时被捕。

  敌人对李大钊进行了多次审讯,进行了严刑拷打,用尽了种种酷刑,甚至把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,最后索性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。但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,坚贞不屈,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革命利益的“供词”,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。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,李大钊受审时“精神甚为焕发,态度极为镇静,自承认是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,故加入共产党,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,关防甚严”。

  严刑拷打不成,敌人又进行了利诱。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,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。李大钊严词答道:“大丈夫生于世间,宁可粗布以御寒,安步以当车,就是断头流血,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,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,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,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!”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,敌人只得灰溜溜地收场。

  李大钊的被捕,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,也引起了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。莫斯科举行了游行示威,列宁格勒、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。在国内,为了营救李大钊,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并组织了劫狱队。教育界、学者、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,均起而营救。京津“各报社评,皆暗为守常呼吁”。4月9日,北京9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。12日,北京国立、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。

  当李大钊得悉各方正在施救的消息后,坚决表示反对。他说:“我个人为革命、为党而牺牲,是光荣而应当,且已经是党的损失……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之事,而耗费革命力量,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……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。”在生死攸关的时刻,李大钊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,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保存革命实力。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:“钊自束发受书,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,实践其所信,历行其所知,为功为罪所不暇计。”为了开脱同案人员,他还写道:“倘因此而重获罪戾,则钊实当负其全责,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,宽大处理,不事株连,则钊感且不尽矣。”

  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,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,对李大钊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。

  红色种子撒遍大地

 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至12时10分,对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在警察厅正式开庭。随后,他们由4辆军车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,执行死刑。

  当时,围观的人很多,街道都被堵塞了。行刑用的新式绞刑机据说是反动政府从美国运来的。

  李大钊自始至终神色未变,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。他要求讲话,敌人不允许,他就大声叫喊,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。他说:“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,就绞死了共产主义!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,如同红色的种子,撒遍各地。我们深信,共产主义在世界、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!”

  但是,执刑的人蛮横地向李大钊脸上挥拳,并把他推进一个发亮的金属制的长方形架子中,架子的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卡在颈中,旁边有一把柄,刽子手握住把柄,逐渐绞下去,直到舌头吐出,眼睛凸出,眼角流出血。刽子手松开把柄,将李大钊拖出,围绕刑台走了一圈,然后用冷水往李大钊脸上喷;等他苏醒过来,又开始第二次绞刑,共继续了3次,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。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、灭绝人性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。

 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在朋友们的募捐支持下,买了一口棺材,将烈士装殓,把灵柩移放至妙光阁街的佛寺里。

  出殡仪式轰动北平

  李大钊出殡的前两天,党组织负责同志找北平法学院学生李时雨谈话,指示他组织好李大钊同志的出殡活动,特别是护卫好灵柩安全地送到万安公墓。

  经李大钊的乡亲即一位姓乔的女同志的引见,李时雨见到了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。乔同志向李夫人介绍时,说李时雨是李氏家族中的晚辈,现特来送葬,帮助做些工作。他们商定好,送葬时,李时雨头戴白色孝帽,专扶李大钊10多岁的小儿子,紧跟灵柩,不离寸步。这既是防备军警驱逐的措施,免得他像一般群众那样被驱散;同时也考虑到,万一李时雨被捕,也可以说是李大钊的远房亲属,比较容易解脱。

  1933年4月23日清晨,李大钊的葬礼在他牺牲6年后才得以举行。这天,长椿寺前殿里设了灵堂,中间挂一横幅,前后左右悬挂了许多挽联,两旁摆放了大量花圈。奏哀乐、读祭文之后,群众唱起了《国际歌》,气氛十分悲壮肃穆。

  礼毕起灵,覆盖着绣有蓝色花朵棺罩的烈士灵柩,在群众的簇拥下,缓缓地被抬出长椿寺。李时雨扶着李大钊的小儿子,同李夫人及其亲属们紧随灵柩一起走,后面跟随着数百名送葬的群众。大家胸戴白花,臂缠黑纱,一些同志抬着李大钊的画像,扛着花圈、挽联和挽词,边走边向路边行人撒传单并高呼口号。

  灵柩抬过宣武门后,送葬群众已增至千余人,到西单时,只见不少群众在路旁摆出了祭桌。

  这时,宣读祭文声、燃放鞭炮声以及呼喊口号声连成一片,震撼着半个北平城。行至西单北大街时,李时雨回头往南一瞥,只见人山人海,望不到边。

  队伍行至甘石桥,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,覆盖在李大钊的灵柩上。这时,反动军警从四面八方冲击送葬的群众,他们像疯狗一样,踢翻了祭桌,殴打朗诵祭文的人,用枪托子打散送葬的群众。他们打伤了数百人,逮捕了几十人。李时雨始终扶着李大钊的小儿子,坚持把灵柩护送到万安公墓。

  李大钊的出殡,可以说是轰动一时、极其悲壮的一次群众运动。它不仅敬慰了忠魂,安葬了烈士遗体,而且进一步揭露控诉了反动派的残暴。虽然这次出殡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,但它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,其影响是很大的。(摘自2011年第3期《党史文苑》 孟红/文)

编辑:徐坤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