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的人情观

　　毛泽东和警卫在一起。

　　毛泽东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人情观，在1921年给彭璜的信中就这样写道：“待朋友：做事以事论，私交以私交论，做事论理论法，私交论情。”无论言行，毛泽东都忠实于自己的人情观。

　　首先，重人情是做人的一种基本品格。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，共收选了毛泽东1920-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，其中给亲属、故旧的书信计有67封。这些书信的内容表明，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领袖人物，也是一位好父亲、好女婿、好表亲、好学生、好同学、好同事、好朋友……在了解到昔日老师生活困难时，毛泽东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信中这样指示：“张次仑、罗元鲲两先生，湖南教育界老人，现年均七十多岁，一生教书未作坏事，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，罗为历史教员。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，生活极苦，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，借资养老。”昔日的警卫员因高血压病向他求助时，他慈爱地回复道：“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，很高兴。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，不要性急。药已托人去找，如能找到即送给你。”章士钊慷慨厚助革命的义举，更是引出了一段40余年后毛泽东“还债”十年的生动故事。

　　其次，重人情更要重大人情或“公情”。人情通常分为：先天之情与后天之情；仪式性人情与日常性人情；“礼尚往来”型人情、“急功近利”型人情与“知恩图报”型人情。毛泽东的人情观却浮现出一种新分类，即“公情”与“私情”：对亲友之爱、之情为“私情”，更广阔深沉的是对人民群众之爱、之情，为“公情”。在公私问题上，毛泽东几近到了“不近人情”的地步。杨开慧之兄杨开智想谋个好职位，他给湖南省委领导的指示是：“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，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”，给杨本人的回复则是：“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，不要有任何奢望，不要来京。”他和杨开慧当年在长沙的保姆陈玉英的女儿——孙燕写信求帮忙解决初中毕业后的升学问题，他也未允。

　　再次，人情问题亦是一重要政治问题。毛泽东能在难缠的人情问题面前处之泰然，始终把党、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“私情”之上，是因为他站得高、看得远，把人情问题提升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：“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：一个是‘任人唯贤’的路线，一个是‘任人唯亲’的路线。前者是正派的路线，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”。这两条对立的用人路线，如若受到人情的错误干扰，会给党、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带来不同影响。同学的弟弟请他推荐公职，他委婉拒绝：“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，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，为人所重，自然而然参加进去，不宜由弟推荐，反而有累清德，不知以为然否？”关于前程问题，他这样训导儿女：“你们有你们的前程，或好或坏，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，我不想来干涉你们，我的意见，只当作建议，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。”（摘编自8月25日《湖南日报》 贺培育 姚选民/文）